改革能力的競爭決定大國興衰

　　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震動了世界，它是全球政治的大事件。這個世界仍很大程度上是大國競爭的世界，而大國興衰主要取決于它們的改革能力。如果三中全會的《決定》全面落實，中國的綜合實力有可能在10年內達到與美國的同一層級，這將導致全球力量分布格局的歷史性改變。

　　改革的概念在全世界都是正面的，但真正有能力發動改革并將其有序堅持下去的國家很少。上世紀八十年代戈爾巴喬夫抱著理想主義的書生氣發動蘇聯改革，國家很快全面失控并解體，蘇聯的失敗驗證了大國改革的特殊難度。

　　西方國家總體上在享受前人積累的成果，改革的實際意愿不強。奧巴馬是把“改變”喊得最響的西方領導人，美國也是西方改革能力最強的國家。中美21世紀的改革競爭不可避免，就改革能力來說，兩國各有千秋。

　　中國的改革意愿明顯高于美國。三十多年的改革深刻改變了中國，這個國家從上到下都認為改革沒有盡頭，它就是社會前進的主要方式。我們永遠覺得自己的體制有缺陷，需要完善。而不僅發達國家，連越南、古巴也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中國對改革的高度信奉恐怕是當今世界獨一無二的。

　　美國沒有全國性的改革緊迫感。美國人似乎堅信他們的體制沒問題，即使有問題頂多做些微調就夠了。奧巴馬的“改變”更像是口號，并未轉化成全社會的真正危機感。他們不像中國人把問題看得很重。從蘇聯晚期走向衰落開始，美國事實上全球無像樣對手，就像“九段棋手”長期同一群“臭棋簍子”下棋，美國的戰略進取心被下低了。

　　然而這并非是說美國已是沒有改革能力的國家。美國的政府比中國弱，但美國社會的創新能力強。美國市場發達，法律完備，對創新的鼓勵和保護都十分強大，這一點還是中國社會比不了的。有人據此認為，把政府和社會改革能力綜合起來看，中美的改革資源大體是“平手”。

　　中美體制都不是完美的，今后要看誰能邁出改革的實際步伐。中國建立更公平的市場秩序和社會秩序必須在調整利益格局上動真格。美國也看到一些經濟和社會問題，比如200年前自由擁槍有道理，當時的移民需要對付野獸和印第安人的攻擊，現在持槍都用來打同學和鄰居了。還有美國的產業空心化問題等。

　　中國改革首先依靠各級執政團隊的領導力，改革的杠桿比較明確。美國主要靠社會和市場蘊藏的自發改革動力，政府領導力是輔助性的，因而不確定性更多。

　　中國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擴大社會和市場的活力，與美國相比，我們在“補缺”。但從美國一些明確應該辦卻辦不成的事情，比如嚴格管理槍支等，我們應當同時看到中央權威的可貴。中國改革大概不應僅僅是對社會和市場潛力的釋放，而應是創造中央權威同社會市場巨大活力的最佳結合版。

　　我們總體上看好中國在全球改革競爭中的進一步勝出。大國的改革一旦走上軌道就會形成慣性，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在既有慣性的基礎上又一次戰略性發力。而美國社會總體上仍處于冷戰勝利的那一波慣性中，他們仍把中國當暴發戶看，他們沒意識到改革已是中國體制的最大元素，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仍認為中國的改革成功是一個“蘇聯式共產主義國家”偶然撞上了大運。

　　西方贏在先發優勢，如今懶于應變。中國是后發國家，但后發優勢也不是用之不竭的，它需要不斷續力并且升級。中國改革的確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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