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河南女車主喝農藥事件透視“中國式”治超亂象

　　治超還是“制鈔”？——從河南女車主喝農藥事件透視“中國式”治超亂象

　　新華網北京１２月４日電（“新華視點”記者）河南永城高額超載罰款致女車主喝農藥，公眾嘩然。“新華視點”記者調查發現，這只是曝出了“中國式”治超黑幕的一角。長期以來，大車司機淪為“唐僧肉”，一些執法部門不但未有效治超，且不斷“創新”罰款，讓人瞠目結舌。

　　以罰代管，讓執法部門借權謀利，讓治超陷入“越罰越超，越超越罰”的惡性循環，不但危害道路公共安全，同時也將高物流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創新”罰款　“罰”聲一片

　　記者調查發現，在公路上治超載超限的執法部門共有路政、運政、城管、交警等部門，如何讓貨車司機留下“買路錢”，一些執法者“絞盡腦汁”，為讓罰款順理成章，他們不斷“發明”創造，一些看似滑稽可笑的罰款名目“紛紛出爐”……

　　——“套餐式”罰款，見怪不怪。“交６００元錢罰款可以保一個月內不再被罰款，交１８００元則可保一個季度……”“新華視點”記者早在２０１０年就曾曝光過江西、內蒙古等地治超罰款的“包月包季”亂象，然而此類現象多年來在多個省份依然屢禁不止。

　　“上面管得嚴的時候，相關部門就收斂點，管得松的時候，就又開始抬頭。”從事大貨車運輸７年，經常往返于江蘇、山東、安徽等地的劉師傅說。

　　“對于給當地司機的‘福利’，縣市一級的交通部門多年來堅持給本地司機辦理的罰款‘月票’只是地方‘糧票’，去了外地一律失效。”劉師傅說，“我在當地辦理的‘月票’就是每月５００元。”

　　——分解式罰款，一違多罰。山東臨沂的曾師傅告訴記者，“前段時間，他拉一車銀杏樹到安徽碭山，２００多公里的路程遇到了三批執法人員，第一次超高被罰２００元，第二次理由還是超高，他拿出罰單證明被罰過，執法人員立即改口罰超寬。遇到了第三批執法人員，對方表示超高、超寬都罰過了，那就罰個超長。”

　　——“討價式”罰款，執法也“打折”。東北的司機趙師傅說：“開這么多年，我現在也搞不清楚，到底哪些部門應該負責哪些方面罰款。遇到查超重、超高執法人員，我們是‘破財消災’，不敢質疑，講講價，遇上好說話的，私底下給點錢就放行了。”

　　——“養魚式”罰款，反復創收。按規定，路政部門主要負責管理大車的超載超限等問題，對于超載的大車應讓其駛入分流直線，并到指定地點卸載。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少地方的執法部門卻“養魚執法”，有意罰款后放行，而下一個路段設卡再次對其罰款，反復創收。

　　治超如“治癌”　頑疾為何不愈

　　我國公路法、交通法等法律法規對車輛超限超載有明確的處罰規定。交通運輸部、公安部等部委幾乎年年聯合下發治理超限超載的工作通知，各地也出臺了不少相關治理文件。但近年來超載問題卻如“癌癥”一樣肆意擴散，“無車不超”成為運輸行業潛規則。

　　按照有關要求，車輛沒有卸載消除違章行為的，不準放行；同一違章行為已被處理的，不準重復處罰。但在實際中，執法部門只罰款不卸載現象突出。記者從多位司機處了解到，違章行為被交警等執法人員查處后，交完罰款就可以一走了之，從來沒有被要求卸載或改回原形。

　　相關部門為何對罰款情有獨鐘，而監管力度甚微？一位縣級交通部門的負責人對記者說，對于每筆正規的罰款，單位都會如實入賬，并按照一定的程序上繳上級財政部門，部分罰金確實會按照一定比例返還給本部門，可操作的彈性較大。返還的數額往往就變為單位的“小金庫”。而一些部門在罰款時開具內部收據，罰金就會悉數被單位據為己有。

　　一位市屬公路局的干部向記者透露，上級部門大都會下達罰款指標。對于返還的罰金，除了用于日常道路維護外，大多用于單位創收和相關福利。

　　記者采訪到的眾多司機抱怨，公路上故意設陷阱，隱蔽拍錄“釣魚”罰款早已屢見不鮮。交通執法部門以罰代管的“懶政”，在變相“縱容”交通違法，甚至是“多罰多創收”的思想在作祟。

　　專家表示，多頭管理也是罰款亂象倍出的主因。目前執法主體過多，執法權分散，權責交叉、權責不明。針對“以罰代管”亂象，重慶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廖成林教授認為，這種現象屢查不絕，究其根底，其背后是各部門之間公權力設租、尋租的逐利沖動在作祟，“只罰款不監管”對司機違章行為的變相鼓勵，是變相的執法創收，其結果就是公權力濫用甚至私用，滋生腐敗，必須建立對執法部門的監督體系。

　　治超豈能靠罰款　“權力清單”需明晰

　　山東交通學院交通與物流工程學院教授蔡志理表示，車輛超載會帶來嚴重安全隱患，不但影響車輛駕駛性能，一旦發生意外，制動性和安全性無法保證。還會損傷路面，減少其使用壽命。

　　據交通部門統計，全國有７５％的道路安全事故是由于車輛超限超載引發的，不僅如此，車輛超限超載還是公路橋梁的頭號殺手，全國公路因車輛超限超載造成的損失每年超過３００億元。因為車輛嚴重超載、超限運輸，許多地方的高速公路大修期限已經比設計標準提前。

　　事實上，罰款不僅帶來各類安全隱患，還會成為終端產品特別是農產品價格的有力推手。市民常抱怨菜價高，流通環節加價太多是其重要原因，“雁過拔毛”現象突出。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曾分析，當前國內蔬菜流通成本占最終菜價的三分之二。

　　貨車司機趙師傅表示，唐山到哈爾濱１０００多公里，超載罰款一般在１０００多元。如果拉１５噸西紅柿的話，罰款和油錢等加價到蔬菜價格里。“就這一塊，算下來每斤要加價５毛錢左右，你說老百姓的菜價能不高嗎？”

　　雖然明知超限超載會造成安全隱患，但在管理基本靠罰款的畸形現實背景下，本來是監督和被監督關系的執法者和司機，反而變得一團和氣。一方是超載獲得更多利潤；另一方是簡單粗暴的罰款代替了智慧管理。罰款“包月”不僅未能治好超載，還讓違章司機吃下了“定心丸”，超載更加明目張膽，危害隱患難以消除。

　　專家表示，當權威的政府管理裹挾市場行為后，嚴肅的執法權變味成市場議價權，“要建立‘權力清單’，政府有作為的地方，也應該有不作為的地方，更不能亂作為。”一位專家表示。

　　十八屆三中全會已明確提出：整合執法主體，相對集中執法權，推進綜合執法，著力解決權責交叉、多頭執法問題，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行政執法體制。

　　廖成林表示，一方面要理順管理關系，同時可借鑒國外將超載入刑，加大懲治力度，同時也要考慮降低物流成本。在美國，超載不但會被處罰罰金，還將受到刑事訴訟和短期拘留。在韓國，超限運輸車輛一經發現，將被公路部門直接移交法院處理。（記者周凱、周立權、孔祥鑫、張志龍、吳書光）

相關內容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