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退,也是與時俱進

　　院士要不要到一定年齡退休？這個問題一直是有爭議的。早在六年前，院士潘家錚就認為，當前院士稱號已被異化，應該改革，使“院士”回歸為一種學術榮譽稱號，不要異化為一種可資利用的“學術貴族”。現在好了，有人帶了一個頭，開風氣之先。他，就是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秦伯益，曾任軍事醫學科學院研究員、院長。2005年，在他75歲時，經中央軍委批準，不再擔任院士。迄今為止，全國兩院院士中，獲準退休的，僅秦伯益一人。

　　在中國，人人都要退休，到了一定年齡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要退休。退休既是中國公民的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院士不應當成為終生不退休的特殊公民。院士終身制背離了優勝劣汰原則，減弱了推動創新的競爭強度。年已八十高齡，如果還不把院士位置騰出來，對不少作出重大貢獻而未評上院士的科學家來說，是一種不公平。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退，體現了進。院士退休，也是與時俱進。院士退休，是一種體制改革的進步，一種政治民主的進步，是一種順應民意的進步，一種促進科學事業發展的進步。

　　在對待院士退休這件事上，有人把秦伯益看作是學術圈子里的“異類”。但是，秦伯益卻不作如是觀：“過去的教育要我們活一天干一天，老當益壯。我老早就否定這種價值觀了。那是人才緊缺時的觀念，現在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你老人家活到老干到老，年輕人干什么？”對名譽、利益、地位持如此豁達態度，真是極為難得。科學家是最講究科學態度的，在個人進退、名利問題上，秦伯益的見解也是科學態度的體現。

　　已故兩院院士王選曾在北大的一次著名演講中坦陳：“我現在到了這個年齡，61歲，創造高峰已經過去，我55歲以上就沒什么創造了。”所以，他認為，千萬不要把院士看成當前的學術權威。“我們這些當選為院士的人，在當選之后實際上已無創新能力，也不再擁有最高學術水平。”這種態度，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明。既然創造高峰已過，不如把位置讓出來，不再擋道，讓更多的后來者居上。秦伯益帶了一個好頭，我們希望這一行動能得到更多的高齡院士的響應，使之常態化，使之蔚然成風。

　　實際上，秦伯益退掉院士頭銜后，并不是真的無所事事了，他還是“活到老干到老”。不過不是在院士的崗位上“干到老”，而是另有一種活法，另有一片新天地。他活得更瀟灑、生活依然很充實：旅游、讀書、寫作、作學術報告，還自封“自由撰稿人”，經常在政府和民眾之間做溝通，反映民眾心聲。朋友來看他，評介他兩句話：“別人怕退休以后沒事干，你是怕不退休干不完想干的事。”秦伯益聲稱自己“90歲以前主要是寫作”。這不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另一種寫照嗎？

　　當然，對院士退休這件事，具體執行起來，似不宜一刀切。因為有些科學家是大器晚成的。到了七、八十歲，還有驚人的創造力。如達爾文、李時珍，都是在生命最后時刻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晚年的達爾文，盡管體弱多病，但他仍以驚人的毅力，連續出版了《人類的由來》等多部著作。因此，院士退休，可以作出限制性規定，但對個別國寶級的院士，在執行時可以有一定彈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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