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產權制度是民主政治根基之一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啟動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這次思想解放，摒棄了“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錯誤理念，解決了和平時期黨和政府該干什么的問題。共產黨告別了基于教條主義的政治癲狂，開始回歸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

　　第一次思想解放雖然沒有真正的知識更新，但經濟機器一旦啟動，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維持，地方有了經濟決策的空間，特別是農民的市場活動事實上已經無法禁止。決策者不得不接受現實，但在“理論上”，依然把市場僅僅看作一種“補充”。

　　第二次思想解放發生在在1992年及隨后一個時期。這次思想解放有了真正的知識更新。鄧小平率先打破僵局，提出了一套新的理念，其核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策者們體會到，政府不是萬能的，即使政府想一心一意發展經濟，它也不可能“一手擎天”。于是，要搞市場經濟，讓市場在經濟活動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這一輪思想解放進一步解放了中國的生產力，使中國經濟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輝煌成績。除上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較大經濟波動外，中國經濟總體上相當穩定，甚至在世界經濟形勢很不好的背景下，中國經濟仍然表現得比較出色。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之后，兩方面的經濟問題集中凸顯，一是國民經濟整體運行效率比較低，二是出現了中產階層的“孕育焦慮”，全社會顯現出緊張、浮躁與信心缺失的負面心理。從人均經濟水平與經濟結構看，中國正處于中產階層崛起、壯大的關鍵時期。但是，經濟運行效率低下，將使經濟發展減速甚至停滯；中產階層不能發展壯大，社會穩定將無堅實基礎。

　　導致這兩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我們沒有建立合理的產權制度，以致市場經濟存在嚴重缺陷。第二次思想解放拋棄了“政府萬能論”，決定要發展市場經濟，但既往的經驗證明，市場經濟不是想發展就能發展，市場需要主體，而主體的規定性特征是產權關系。

　　目前，我們大體形成了產品市場，但要素市場沒有建立起來，土地、勞動與資本這三大要素的市場均不健全。沒有健全的要素市場，市場經濟就像一個人缺了兩條腿，只能靠手臂匍匐前行。

　　就土地而言，建設用地一級市場是政府壟斷的，而且城鄉建設用地市場不統一；農地流轉市場因農地產權不明晰，交易成本高、效率低。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尚未消除，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種分割難以打破，也與土地制度有關系。土地的低價使農民舍不得放棄土地進城，而土地市場不自由，又將進城農民返回農村的路堵死了。

　　妨礙我們建立要素市場的因素很多，而根本原因是對建立科學產權制度的漠視。一部《物權法》曾經使我們樂觀，但這部法律因其自身缺陷遠沒有發揮預期效力。有學者曾經以為，可以通過農村土地承包權的“物權化”，使承包地變為農民的“準私有財產”，從而解決土地的產權明晰問題，殊不知這一理念在實踐中成了笑柄。

　　困境終須破解。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的作用提到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高度，表明決策層將最大限度地簡政放權，增加市場的自由度；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表明農民將得到與土地有關的多種權利，土地將實質上成為農民的財產；城鄉建設用地市場的統一，表明國家將打破土地市場的政府壟斷，圍繞土地而形成的僵化利益格局，將有重大調整。

　　對于農民擁有土地財產權，人們常常表示憂慮，其實大可不必。例如，人們常說的土地產權所導致的土地占有兩極分化，就有一些誤解的成分在里面。據史學家的研究，中國古代在土地占有方面，兩極分化情形的確存在，但并非普通現象。從我國土地改革的歷史文獻看，民國政府時期的土地分配，有的地區兩極分化明顯，有的則不然。但凡兩極分化嚴重的地區，總有嚴重的官員腐敗問題，官員強取豪奪，用權力將別人的土地奪到手中。有些情況下，則是因為政府對私有權不能有效保護，老百姓不得不將自己的土地“獻給”豪門望族。所以，土地占有的兩極分化，恰恰是對私有產權保護不力造成的。

　　財富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是技術、知識、資本以及企業家才能。在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發達國家，土地要素回報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也就10%左右，其余的國民收入主要靠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取得。資本收益因市場競爭產生平均化趨勢，而人力資本所獲收益也因教育機會的公平，有了相對的平等。惟有企業家才是社會的稀缺資源，極少數商界巨子獲得海量財富，這種不因土地占有而產生的收入差距，是一個社會保持活力的必要條件。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曾經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他希望在更大發展的基礎上，建立更完善的民主政治。從理論上說，適當的私人財產權的積累，以及中產階層的發展壯大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沒有穩固的私人財產制度，貿然地全面推進民主政治是十分危險的事情。用較長的時間建立合理的所有權制度，是推進民主政治的必要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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