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體現“治理民主”

　　針對很多國家因實行了西式黨爭政治而導致的治理失序和“無效的民主”，我曾提出超越自由民主理論的、由“社會參與—自主性回應—政府責任”三要素所構成的“治理民主”(governabledemocracy，直譯為“可治理的民主”)。可以用“治理民主”理論解讀《決定》。

　　社會參與。《決定》所要改革的領域、問題之全面、之深刻、之細致，是很多人包括我本人所沒有預料到的。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所有要改革的領域和問題都是社會各界和社會科學所爭論和建議的：比如經濟學界經常批評的過去10年計劃經濟式政府調控，《決定》規定要讓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治學界的顯學即“協商民主”體現為《決定》中的建立多層次的協商民主制度，同時中國政治學針對民主化而帶來治理失敗所提出的“國家治理”概念則直接表述為“國家治理體系”;法學界的呼吁則直接體現為“法治中國”，回答了意識形態化的“主義”之爭;人口經濟學家的呼吁換來的是放開“單獨二胎”……凡此種種，無論是宏觀體系、中觀領域還是微觀問題，都是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的結果，攜手共進的表現。中國社會的多元化格局已經形成，有了初步的自主性，必然要討論、批評和建言公共政策。

　　自主性回應。幾乎所有的民主理論都強調，“回應”社會訴求是民主的核心。但是，任何社會的制度空間都是有限的，必定要擠壓掉一些訴求;再則，一味順應社會既可能是南美式民粹主義，也可能是西方國家的歷史—現實中反復出現的不良政治，如美國的槍支泛濫。因此，回應必須是國家自主性的，有高度選擇性的。比如，《決定》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但同時強調市場與政府的平衡作用，這顯然不同于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市場神話。再比如，建設中國的民主政治，相對于基于黨爭的競爭性選舉，協商民主更有中國歷史文化根基。因此，在釋放社會活力的同時保持國家自主性，是包括印度、菲律賓、墨西哥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夢寐以求的。

　　政府責任。民主政治說到底是為了向善而不是相反，但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為什么有民主而無治理，說到底是國家自主性出了問題，政府責任出了問題。頂層設計其實不難，難的是政策執行。令人意外的是，多年來學者們呼吁重設“體制改革委員會”，而《決定》回應的是比體改委層次更高、沒有任何部門利益色彩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彰顯了抓鐵留痕的改革決心和責任感。(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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