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改革的“五子登科”

　　“五子登科”是民間對新婚的賀詞，出典為：宋代竇禹鈞的五個兒子儀、儼、侃、偁、僖相繼及第，故稱“五子登科”（《宋史·竇儀傳》）。通俗也有指代擁有“妻子、兒子、房子、票子、車子”的“五子登科”的理想生活。這次上海在國資國企改革中制定了20條的方案，其目標是健全國資國企管理和運行的制度安排，實現“上海的名字、國有的牌子、市場的體制、經營者的班子、配套的機制”，有朋友將這“五個要求”戲稱是改革事業的“五子登科”。

　　國企改革一直是改革的核心問題之一，又是改革的難題之一。因為我們的經濟體制“脫胎”于計劃經濟，兩個“印記”一直困擾我們，上級對下級指令習慣；國企的產權的不清晰。由此，市場經濟所需要的“責權利”的統一，常常會發生糾葛，出現“對勞動者、投資者、經營者相聯系的積極性、創造性開掘不夠”（須知，這種“開掘”，正是市場經濟的最重要優點）。國企改革的起端，在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以后。我們將國企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生產力的能量可以釋放出來了。以后，股份制的“姓社姓資”問題又困擾我們。十五大統一了思想，“股份制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定性，使人們開始大膽發展股份制經濟。但現代企業制度的構建，談何容易？股份制嫁接到社會主義的大地，“前無古人”，人們在探索中，艱難前行。

　　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預示著“頂層設計和摸著石子過河的結合”已經開始。三中全會的《決定》對市場作用的認識，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習近平總書記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重大理論創新。我們上下統一思想，對企業的認識也進一步深入，企業在市場中的份量重了很多。因為，在市場的舞臺上，只有兩個主角，一是企業，二是消費者。政府提供舞臺，提供環境，并在后臺監管、監控、協調。企業有公有制、非公所有制，都十分重要。相比之下，非公所有制產權較為明晰，利益配置和利益激勵較為“天然”，國資國企改革關系著企業產權的清晰、利益配置的順當和合理，由此關乎國企活力的充分發揮。

　　以前，我們只提“國企改革”，如今還增加了“國資改革”，稱為“國資國企”，即國有經濟的外延更大了，不僅有國企，還有國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的企業（有的是股份占51%的國有企業，也包括股份較為分散、國有股為最大股份的控股企業），還包括國有的資源也屬于“國資”。

　　如今，上海的20條相對于基層的改革，是上海范圍中的“頂層設計”，設計了上海國資國企改革的方方面面。改革的核心在于利益配置中的方式的改變，即從管人管事管資本轉到管資本為主，至于國企的經營可以放開、搞活，充分發揮企業家的聰明才智，讓企業家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去搏擊。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所要求的，國資國企改革“以管資本為主”。

　　利益配置中，重要的是調動經營者的積極性、創造性，這是制度安排的重點。20條中，股權激勵的運用，給人們眼睛一亮的感覺。方案設計者形象地比喻為“金手銬”與“降落傘”。“金手銬”和“降落傘”實際上指同一個模式。也就是股權激勵的延遲支付：在競爭性的國企，除了股權激勵外，企業高管能獲得的部分現金激勵先扣下來，等到正常離職或退休后方能兌現，它既作為退休保障機制的一部分，又作為追索扣回的“抵押金”，即“金手銬”。

　　國資國企改革中走在前列的一些企業的實踐，給人啟發。比如，百姓裝潢公司中，建材集團國有控股51%，持股會和經營者個人合計持有49%。共有62名個人持股；其中公司兩級經營班子有38人持股，其余為一般骨干人員，形成典型的國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勞動者利益與企業利益捆綁，使得企業發展很有活力，管理者得益明顯。

　　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誕生地。建國以來，上海的國企生產和提供著信譽良好的“上海貨”，為國家建立了功勛。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國企改革也有很大的創新和進步，受國內外關注。在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新征途上，上海的改革弄潮兒又推出國資國企的20條，我們期待：新一輪的國資國企改革的路線圖上，有上海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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