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熱點:“庸官召回”可別異化為“另類保護”

　　■ 社論

　　區分法定責任和“召回”責任，是“官員召回制”能夠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如果該法辦的卻被“召回”了，該就地撤免職的就被送去學習培訓，這樣的“召回”無異于縱容包庇。

　　貴州黔西南州開展的不勝任現職干部召回制度，日前引起社會關注。據報道，黔西南州從去年10月開始嘗試推出“不勝任現職干部召回管理辦法”，僅實施兩個多月，全州就有1231名“懶官”被“召回”(含處級干部59名)。這一做法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有可能成為一種推廣的模式。

　　“庸官召回”的針對性是顯而易見的。自十八大以來，案件查處上有“打虎拍蠅”的凌厲攻勢，制度完善上有各類監督手段不斷得到強化。一些官員由此發出了“為官不易”的感嘆。若官員有感于此而選擇更加謹慎地依法履職，這正是反腐先治標后治本追求的目標。但也有些官員不是轉向勤勉為官，而是選擇以消極怠工等方式來對抗新一輪的反腐行動。所謂“為官難為，那就為官不為”，“主動干是找死，不干是等死，與其找死不如等死”等段子，成為一些庸官、懶官的信條。

　　“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做樣子，疲疲沓沓混日子”，這樣的庸官哪怕沒有“吃吃喝喝撈票子”，也有違從政之道，有失為官之責。“法無授權亂作為”是一種腐敗，“法定職責不作為”其實也是一種腐敗。在反貪仍需繼續深入推進的當口，治理官員庸懶散現象同樣應提上日程。反貪與治庸并不是二者擇一的單選題，而是理當成為協同推進的整體戰略。2012年12月，兩高《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明確，不作為是瀆職犯罪的一種表現形式。

　　“庸官召回制”在當下中國的政治生態中，其制度實驗意義應得到認同和鼓勵。官員普遍由“選任”而產生，這是有權選任官員的部門能主導“官員召回制”的制度基礎所在。但由于涉事州單位時間內被召回的官員比率過高，難免引發民眾吐槽：這么高企的“劣品率”，負有選官責任的當地組織部門主要領導人是否也應被“召回”？

　　“官員召回制”的成敗，還在于召回標準的標準化與科學性。據黔西南州政府網公布，該州興仁縣共為“不勝任現職干部”劃定了12種情形，包括工作不思進取，不作為、怕作為、亂作為，及在單位或領導班子中鬧不團結、拉幫結派搞內耗，辦事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響等等。這些認定標準雖細，有些仍嫌過于主觀和抽象，不夠“標準”。何謂“工作不思進取”？這是民眾反饋導向，還是上級說了算？有的則涉嫌違法違紀，較之“召回”，依法究責才是第一位的。如果該法辦的卻被“召回”了，該就地撤免職的就被送去學習培訓，這樣的“召回”或許就會異化成了對腐敗官員的另類保護。

　　區分法定責任和“召回”責任，是“官員召回制”能夠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盀楣俨粸椤睉�予治理，“官員召回制”是治理“為官不為”的基層嘗試，研究其運作，總結其經驗，汲取其教訓，科學評估這一制度的現有成效，是判斷這一制度是否值得完善或推廣的亟須。而無論“官員召回制”的未來命運如何，向懶政者宣戰，遏制為官不為都將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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