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比起轉基因之爭，“掛罵”更令人焦慮

　　崔永元微博“掛罵”中國農大學生是垃圾引發眾怒，大批網友組團要求崔永元向農大學子道歉。據報道，從11月25日21：50開始至26日12：35，崔永元以“說臟話”為由在微博上掛出數十幅微博認證學校為中國農業大學的網友微博主頁截圖，并聲稱被掛出截圖的網友為“垃圾”，讓“農大回收”。崔永元表示，此次微博“掛罵”并非針對所有農大學生。“我是一名老師，教育孩子是我的職業。”崔說，“如果再有類似的學生，我還會繼續掛。”

　　然而，這到底有什么作用?“掛罵”了一群學生就證明了轉基因的確應受到抵制?

　　對罵，無論網上網下，大概都是一種最不見教養也最沒有效率的事情。我倒不想僅僅以公眾人物的身份來“綁架”崔永元，置身在這樣一個“約架”或“互撕”成為尋常現象的社交媒體時代，面對那許多打上門來、不堪卒讀的叫罵，要讓每個人都做到心平氣和、不起波瀾，畢竟也難。但一個社會公共教養的缺失，必然是以眾多公眾人物在公共說理方面的風度盡失為標志的，而且它也進一步加劇了公共教養的敗壞，以及互聯網上的敵對情緒。

　　我無意置喙崔永元所堅持的“抵制轉基因”事業，但我從來不反對在轉基因支持者的陣營之外，出現一個崔永元。也正是因此，我也并不認同網上此前流傳的那篇題為“為什么崔永元是一種惡”的文章。因為這篇文章認為，愚昧無知是一種惡，崔永元就是惡勢力的代表，他整合了全中國封閉落后的民眾，與現代文明做最后的對決。其實，即使真是如此，如果現代文明終究不能解決“愚昧無知”的問題，則此種文明又何以現代?

　　崔永元對轉基因的抵制，很難說是一種惡，但“掛罵”卻必須是。學者徐賁說過，沉默代替對罵是公共說理的進步。而早在1927年，杜威就已經認識到，談話是民主生活的核心特征，公共生活的復興首先要求“改善辯論、討論以及勸導的方式與狀況，這正是公共問題”。然而，我們今天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充滿了敵意成為互聯網談話的一大特征，它使得正常的說理變得根本沒有可能。相比轉基因之爭，此種公共情勢更加令人焦慮。

　　當然，盡管在公共說理或公共教養的層面，公眾人物勢必要承擔更多義務，但這并不意味著普通網民就可以肆無忌憚。崔永元“掛罵”事件中，那些遇事動輒開罵的大學生們，受了那么多年教育，總也得學點好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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