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解除同居關系已成辦證不易的荒唐注解

　　申辦結婚證本是件簡單的事，但對張女士來說卻并不容易。因她以前與人同居且育有兩個孩子，盡管兩人已分手多年，她想和現任男友結婚登記時，卻被要求必須證明她確實已解除跟前任的同居關系才可登記。西安市民政局婚姻登記部門工作人員和陜西省民政廳婚姻登記處工作人員表示表示，戶口簿上的信息要變更。(1月19日《華商報》)

　　因為非婚生子，在沒有辦理結婚證的情況下，就在戶口上標注“已婚”，這給當事人進行婚姻登記帶來了麻煩。按理說，由于要通過戶口簿信息來確定管轄權，判斷年齡、婚姻狀況等信息，所以要求申請婚姻登記者變理戶口簿上的信息，實屬情理之中。然而，要求法院判決其解除同居關系，并以此作為前置條件，那么就屬于故意刁難了。

　　要求結婚登記申請者提供解除同居關系，并沒有法律依據也毫無實現渠道。雖然在1994年之前，確實存在事實婚姻的法律認定，然而當年之后法律就不再承認并保護“事實婚姻”。張女士生于1981年，與人同居時已年滿18歲，也就是1999年之際，已不再具有法律屬性的事實婚姻，而是同屬關系和非婚生育。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只要其沒有進行婚姻登記，就會被視為未婚，與現在同居的男子辦理結婚證不受法律限制。以“事實婚姻”作為理由，在業務上顯得低級而幼稚。

　　同時，依據相關司法解釋，同居關系不屬于法律界定和處理的民事關系，如果讓當事人到法院起訴解除同居關系，法院不會受理。換言之，單純的提請解除同居關系并要求法院出具相關文書，在司法程序上無法實現。山陽縣法院在作出子女輔養的判決后，附帶了“同居關系不受法律保護”，已算在法律規范的范圍內，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若再要求其到法院起訴，解除同居關系，這是無法實現的強人所難。

　　由此不難看出，新泰市民政局婚姻登記犯了兩個明顯的錯誤，一是在法律明確沒有事實婚姻的情況下，還以此作為理由，屬于對法律條款的錯誤理解和使用。自己作為婚姻登記機關，對方有沒有結婚，屬不屬于辦證的范疇，在政策上應當一清二楚，結果要求申請者提供相關資料，屬于責任上的倒置，也是對自身責任的放棄。二是在法院不會受理解除同居關系的情況下，要求當事人起訴并獲取相關文書，是抬高了辦證門檻。

　　從西安市民政局和陜西省民政廳婚姻登記部門的回復來看，對于張女士的這種情況的處理，其實有著一致性的標準和原則，并不存在業務上的爭議。然而新泰市民政局的做法卻背離了基本原則，讓辦證者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使之煩惱和痛苦不已，由此也足以看出“證在征途”下的艱難，并成為辦證不易的現實例證和荒唐注解。

　　按照“法無禁止便可為”的權利原則，要求申請者提供解除同居關系的法律文書屬于“濫設門檻”，表面上是“業務不精”，本質上卻是權力濫用，并最終表現為不作為、亂作為和慢作為。因而，解決“辦證難，辦事難”等頑疾，根本上講還是如何限制和約束權力的問題。只有讓“為官不為”和“為官亂為”者，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那么其才會基于對權利的尊重，而變得積極、主動、高效和快捷，諸如“證明你媽是你媽”的荒唐行徑，才不會成為權利之痛。(堂吉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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