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偷雞腿媽媽”厄境暴露基層治理缺陷

一只雞腿，一些雜糧，兩本兒童讀物。這是5月31日，“80后”媽媽劉燕(化名)在南京超市里偷的。原因是，她想給患腎病的女兒送一份兒童節禮物(6月4日《新京報》)。

相較于以往六·一兒童節公眾聚焦于留守兒童對父母期盼的眼睛，今年的六·一兒童節則更令公眾唏噓、扼腕。起因則是一位身處厄境的媽媽為患腎病的女兒送上一份六·一兒童節的禮物：一只女兒渴盼已久的雞腿、一些利于疾病的雜糧和兩本兒童讀物，而這些不足百元的禮物，讓愛女心切的媽媽做出了觸及了道德和法律邊界的行為——偷。

在一個文明的國度里，“偷”歷來是為人所不齒的，可是，劉燕(化名)的“偷竊”行為卻引發了輿論一邊倒的聲音，除了極少一部分拿著道德大棒和所謂的職業法律人士的異見之外，大多都是從劉燕所處的境況加以分析之后給出的理解和同情，當然理解和同情并不能代表法律和道德的縱容與默許，特別是在一個法制社會里，對“偷竊”之事更是零容忍的，正因為零容忍，所以中間出現了輿論的反轉，有媒體爆出劉燕是一位慣偷，經過再次反轉之后，劉燕并非慣偷。

其實，劉燕是否是慣偷，在兩個女兒身患重病的既見事實面前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了一個面對厄境不放棄生命、用柔弱的肩膀負重前行的一位偉大母親。當看到別人給孩子買雞腿時，作為兩個重病在身的孩子的母親，心中的凄涼和悲痛可想而知，正因如此，明知偷竊不對的劉燕拿起，放下，離開，再回來拿起，放下，離開，糾結和矛盾讓一位母親掙扎在生病女兒和社會道德與法律的邊界中間，然而，在面對現實的無助和無奈時，母愛戰勝了道德和法律，幾番糾結之后，拿起了那只猶如安徒生筆下賣火柴的小女孩幻想中的噴香的烤鵝一樣的雞腿，希望給生病的女兒一個快樂、幸福的六一兒童節。

盡管，劇情后來因為執法民警的柔情俠骨而改寫，劉燕因為一次無助地“偷竊”而觸動了這個社會愛的心弦，獲得了女兒后續生命的巨額醫療費。我們在為公眾的理解、包容點贊的同時，不得不為劉燕遭遇的厄境而思考。

在道德和法律面前，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逾越底線，對于“劉燕”式的偷竊行為，更不能縱容，這是每一個個體所知道的，但是，所有的道德和法律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合理完善的制度層面和社會秩序之上的。但是，在公平公正、合理完善的制度和社會秩序缺席的情況下，當底層的弱勢群體連基本的生命都不能保障的前提下，任何的法律道德無疑都是扯淡。在此并沒有鼓勵貧窮就去偷的意思，而是面對“劉燕”式的偷竊，作為有關的社會治理者應該引起重視，在當前語境下，“劉燕”式的家庭并非個例，據衛生部網站今年5月份消息，國務院扶貧辦建檔立卡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因病致貧、因病返貧貧困戶有1256萬戶，占建檔立卡貧困戶總數的42.4%。據此分析，近兩年應該還有所增加。

國家在大重病方面出臺了相關救助方案，可是，在具體到基層的落實方面還是闕如甚至走樣。低保挪用、醫保套取、扶貧資金截流等亂象叢生。就拿低保來說，成為基層干部籠絡人心的“錢包”、扶貧資金成為搞“關系戶”的“公積金”，真正到實際需農民眾手里的很有限。問題出在哪里?就是基層手里。回到“偷雞腿媽媽”事件來說，醫保、低保的跨區域限制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基層權利的不作為。

比如“劉燕”當地民政部門，雖然給予了劉燕家庭每月900元的救助，但是，在重大疾病方面，這樣的救助無疑是杯水車薪。在當地政府明知“劉燕”困境的情況下，為什么不給申請大重病救助?這就是典型的不作為，而這恰恰就是就是基層治理的缺陷所在。

目前，因病返貧、大重病的以農村為高發區。要想從根本上治理這一現狀，首先要扭轉基層的干部作風問題，凈化基層干部隊伍，唯此，才能使國家惠民政策落到實處;其次，摸底排查基層因病返貧、大重病家庭，完善檔案管理，基相關層部門跟蹤，由相關的上級部門及群眾組織監督，同時，對于一些大重病家庭，政府在救助跟不上時，可委托一些社會公益愛心組織介入救助;另外，就是破解低保、醫保等跨區域領取報銷難題。如此，才能改變“偷雞腿”媽媽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偷”悲情現實，才能在法制和道德的框架內促進社會的文明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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