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論考試熱點：“三農”問題實質上是“三民”問題

    我國的“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社會的“老大難”問題，很長時間以來受到國家上下、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改革開放以來連續幾年中央的“一號文件”都是關于“三農”的。各級各種報刊、電臺、電視臺發表和播放關于“三農”問題的文章和節目不計其數。說“三農”問題是中國的“頭號”大問題也不為過。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其核心是“農民”問題。

    農業是農民從事的勞動職業，但從事農業的并不都是農民，如原國營農場的職工不叫農民卻稱為“農業工人”。

    農業問題主要是農產品短缺，計劃經濟下主要表現為農產品低價格問題，農業勞動低生產率、低收入問題，農民勞動低積極性問題，其根本原因是計劃控制過死；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許多農業基礎設施仍然落后，抗災能力低，但農民勞動積極性低的問題解決了，農產品短缺問題基本解決了，反而出現了農產品剩余、賣難；農業勞動生產率雖然提高了，但剩余勞動力沒有出路，勞動資源嚴重浪費，歸根到底導致農民低收入問題不得解決。山西華圖供稿

    農村是農民居住、勞動、生活的場所，農村的衛生環境臟、社會治安亂、文化教育條件差，無非是大多數農民的生活處境臟、亂、差，農村的貧困、落后無非是農民的貧困、落后。所以說，農村問題歸根到底也還是農民問題。

    “三農”問題表面看來是“農”的問題，而其實質是“民”的問題，是“三民”問題：農民的勞動生產率低，新的就業門路少，收入少；賣難、買難，消費水平低；繳稅重、繳費多，負擔沉；出入行路難，就醫看病難，子女上學難，文化素質低，是農民的生活問題，是“民生”問題。城市的招工常有“城市常住戶口”條件，農民就業備受歧視，因為身份的限制缺乏勞動就業選擇權；居住受戶籍制度的制約，長期以來動輒被收容遣送，沒有遷徙權；農民基本上沒有社會保障，一旦在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沒有“避風港”，甚至失去“生存權”；計劃經濟下對自己的產品沒有討價還價權即自由處置權；改革開放至今農民對承包土地只有經營權沒有所有權，即使經營權也常受侵犯；對本應是自己的土地沒有自由處置權，只有辛勤種植或被動接受“國家”低價征用的義務；農民還沒有組織自己協會的權利。這是農民的“民權”問題。農民雖然從法律上可以自己選舉村民委員會、但這種村民自治組織的選舉常常受到鄉鎮政府的有力和有效的干預、選舉出來的村委會成員要從鄉鎮政府那里領取“補助”、接受“指示”，還時刻接受同村的黨支部的領導；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真正是農民的代表極少，而且越到高層越是稀少，說話的份量也越輕；在實際行使國家權力的各級政府中，干部是專職的，是“國家財政供養”的、“吃皇糧”、“吃財政飯”的，他們根本不是農民；他們也不是農民選的，而是上級指派、上級任命的，因此也不可能代表農民。農民不能直接、也不能有效地間接選舉各級政府甚至最基層的鄉鎮政府的領導；政府決策圈里是清一色的官員，農民不能參與決策、只有被動接受既定政策，這是農民的“民主”問題。山西華圖供稿

    然而，“民主”問題也是“民權”問題，也就是農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問題。現在選人大代表，哪怕是基層選舉，往往是上級指定候選人。選民們對這些候選人一般并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認識，所以選舉時無所謂參加不參加；因為沒有競爭，沒有比較，參加也是只能選舉已經指定的候選人；不是上級指定的候選人而被選上的機會即使不說沒有，也是鳳毛麟角。至于政府領導成員和主要領導者，當然更是上級委派或任命，選舉只不過是走走形式，很難說有哪一位主要領導是通過真正的選舉產生的。被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公開點名批評的河北省原人大主任程維高，曾經在河北省由省長、書記一直任到人大主任總共長達十來年，河北群眾對他早就議論紛紛，但別說農民，就是全體河北人民，長期以來就是奈何不了他；直到“給河北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之后，才由中央給以“開除黨籍，撤消正省級待遇”的紀律處分。現在的選舉機制和程序不能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實際上也就是架空了農民的這種“民主”權利。

    孫中山先生在近百年前提出著名的“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那是針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說的。現在這里所說的“三民”問題，顯然不能與那時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相提并論。但是，“三民”問題與“三民主義”也不是毫無相通之處。要解決“三農”問題，實際上就是解決“三民”問題，就是要把“農民”首先認定是國家的“公民”，是社會的“人”、社會的“民”，而不單純是農業、農村的“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