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公務員申論熱點：期待“辱母殺人案”能夠得到更受認可的判決

近日有媒體報道山東聊城一起故意傷害致他人死亡案，一石激起千層浪，短時間內，眾說紛紜，議論紛紛，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辱母殺人案”、“激情自衛”、“正當防衛” 等關鍵詞登上了各社交媒體熱門排行。引發群情激奮大討論的源頭，來自一篇《刺死辱母者》的報道。據這篇文章描述“11名催債人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甚至脫下褲子，當著兒子的面用極端手段侮辱母親。匆匆趕來的民警未能阻止這場羞辱。情急之中，22歲的兒子摸出水果刀刺傷4人，其中一人不治身亡。而后，兒子一審被判無期徒刑。”

模擬題

對于“辱母殺人案”，你有什么看法？你又是如何看待輿論的態度呢？

【輿論現狀】

于歡一案，受到網絡輿論的極大關注。在某門戶網站上的單條新聞下，評論就超過200多萬條，加上其他各大網站以及微博、微信、新聞客戶端上的留言，初步預計已經過億，創造了有中文網絡以來的參與紀錄。

民眾的廣泛參與，表面上是對受侮辱與受傷害者個體命運的關注，實際上是對所有人命運的共同關注。

于歡被判故意傷害、無期徒刑，在網上引起熱議。

廈大兩名教授微博發聲支持于歡，易中天教授支持刺死辱母者的當事人于歡無罪，鄒振東教授更是發表博文《辱母被刺死者，其掏出下體就是在使用工具!》來力挺于歡。

【參考分析】

這個案件之所以升溫發酵，一方面體現出人倫與法理的沖突，一方面也得益于有關方面并未有意隱瞞打壓，刪帖刪文，而是包容透明，讓各自觀點充分表達，體現了我們法治建設的成熟和開放。隨著輿情升溫，司法機關也主動作為積極回應。最高檢察院派員赴山東對該案事實、證據進行全面審查，對媒體反映的警察瀆職等行為進行調查。山東省高級法院也發布了已于3月24日受理該案上訴，合議庭現正在全面審查案卷的消息。

細節恰恰是判斷是非的基礎，網上發布的一審判決書與前文報道有所出入，據判決書中被告人所述“派出所的民警帶來，派出所的民警勸說別打架，之后就去外面了解情況了。其他人讓我坐到沙發上，我不配合，有一個人就扣住我的脖子把我往接待室帶，我不愿意動，他們就開始打我，我就從桌子上拿刀子……” 《刺死辱母者》所描述的是兒子在母親受辱的情況下刺死辱母者，主題和邏輯關系也是要圍繞這個“事實”，被告人在法庭闡述的案發瞬間的情景則與此不符。所認定的事實，并不完全一致。視角不同，得出的結論可能也有所不同。

連日來評論圍繞著倫理與道德展開，也有人探討正當防衛的法理依據，對“防衛緊迫性”作出判斷。必要的理性探討和理論分析是可取的，但需要更多的事實作為評判依據。有些偏激者甚至認為“殺死辱母者的行為，不但不應懲罰，反而需要褒獎”，這樣的言論往往把爭論引向極端。在這個事件中，公眾更要保持必要的理性，不要被過度情感和偏頗言論所左右，如果指望通過“血親復仇”、“以暴制暴”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那無異于是緣木求魚。感情用事，言辭偏激，跟帖過激，解決不了法律問題。

在本案當中，于歡用水果刀捅傷四名暴力催債人員并致一人死亡、二人重傷的行為，無疑已經符合故意傷害罪的構成要件。問題在于，于歡的行為在構成“故意傷害罪”的情形下，應當如何追責?

首先，是否存在法定免責事由，也就是是否可以將于歡的行為認定“正當防衛”;其次，于歡的防衛行為“是否超過必要的限度”;再次，從量刑角度而言，于歡的行為是否可以認定為“自首”。前兩者屬于刑法規定的“不負刑事責任”和“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后者則屬于“可以從輕處罰”的法定情形。

結合本案，于歡維護其母、并在警察離開之后持刀捅人的行為究竟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的法定含義，是本案追責的關鍵所在。一審判決認為，于歡“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因此不認定“正當防衛”。

那么究竟本案的“不法侵害”是否存在、是否處于持續狀態、是否為了制止不法侵害以及是否超過必要的限度?我們認為，本案的不法侵害不僅存在，而且一直處于持續狀態。結合判決書認定的事實以及媒體報道的有關細節，自2016年4月14日下午4點多至晚上11點，暴力逼債的八九個人將于歡和其母蘇銀霞先是限制在公司財務室，在吃完晚飯之后，又被限制在公司一樓接待室。在這個過程中，非法拘禁顯然一直處于持續狀態，杜志浩等人對蘇銀霞的強制猥褻、侮辱行為也處于“正在侵害”。

【提出對策】

在本案中，盡管筆者也和絕大多數網民對于歡遭遇表示同情乃至憤怒，但是這種道德上的寬恕并不能代替法律上的審判。法律的作用在于凝練最基本的道德并將其普適化，講究規范性和普遍性。而道德的評價往往建立在孤立的個案基礎上樸素認知，它可以囊括法律所涵攝不到的細節，是更強的“正義”尺度。相比法律審判，道德評價是建立在結果主義上的終極評價，本案中，由于被害人等事先的發指行為已經被民眾貼上了“罪大惡極”的標簽，而在純粹的道德體系中，刺殺一個“惡人”本就是一種“替天行道”的義舉。只要滿足了個案的正義性后，既然被害人早已被劃入到“該死”一類，至于如何實現民眾的道德預期，不僅無關緊要，甚至有褒獎的可能。

在這個事件中，公眾更要保持必要的理性，不要被過度情感和偏頗言論所左右，如果指望通過“血親復仇”、“以暴制暴”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那無異于是緣木求魚。感情用事，言辭偏激，跟帖過激，解決不了法律問題。

法律與道德是無法相互統一的，所以在面對法律的時候，我們不能光憑借個人的猜測和臆想來判斷。

當然，公眾的討論可以業余，法官的判決必須專業，如此方能服眾。現在只是一審的結果，司法程序還沒有結束。但這次的輿情的爆發，也可以側面反映出一個問題，當一些判決遭受嚴重質疑的時候，更應該去聽聽這些反對的聲音。聶樹斌案件中，也是輿論助推了司法的進一步完善。這一次的辱母案，其實也是一場司法的大討論。

關注輿論及時回應，是陽光司法的進程。法官作為案件的審判者，要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案件的事實依據才是斷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無罪的基礎，法律明文規定才是量刑的依據。有理由相信，給司法機關時間與耐心，案件一定會有一個公正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