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

　　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總體思路不斷明確，但仍然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總的來說，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社會管理理念不夠準確。

　　重經濟建設、輕社會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一些地方領導干部仍然只是重視經濟增長，招商引資、上大項目，追求GDP增長是他們的主要追求，對于社會民生建設缺乏興趣和熱情。蓋樓堂館所、公款接待、公款旅游、公款出國有錢，但辦教育、醫療、發放工人工資卻聲稱沒有錢。很多情況下，等到社會矛盾突出、突發事件發生時，他們才會想起社會管理問題，臨時抱佛腳。

　　重視強勢群體權利、忽視弱勢群體權利保障的現象仍然存在。不少人有意無意把服務和執法的天平，傾向了強勢群體一邊。在征地、拆遷、市容市政管理中，一些領導干部更多地考慮既得利益團體和強勢群體的利益，對弱勢群體生存和發展的困難關注不夠。一些城市不顧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恰當地提出“無攤販”城市，大大地擠壓了弱勢群體謀生的空間。

　　管控思想嚴重、服務意識淡薄。社會管理本來應該管理和服務并重，但相當一些地方領導干部習慣于“管”“卡”“壓”，習慣于圍、追、堵、截，習慣于沒收財物、收費辦證、罰款了事。社會管理人員對于被管理和服務的對象具有心理和道德上的優越感，居高臨下、頤指氣使；對于群眾的需求和疾苦，缺少主動調查了解和上傳下達。

　　社會管理主體不夠多元化。

　　一些地方政府就像大保姆一般什么都想管，管了很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項，“越位”“錯位”現象、公共權力侵入私人領域的現象經常發生。社會管理領域仍然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政事不分現象，事業單位、社會組織行政化傾向嚴重，一些事業單位和行業組織實際成為官僚機構，成為“二政府”。一些本來應該由社會組織和市場解決的問題，政府卻承擔下來，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效率不高，很多矛盾集中到政府身上，出力不討好。

　　與此同時，一些社會管理領域出現空白。有些事情沒有人去管理，政府缺位，其他社會管理主體也缺位，使得一些地方黑惡勢力乘虛而入，禍害百姓，破壞正常社會秩序。近年來，一些城市頻繁出現的出租車罷運事件充分表明，一些群體的利益訴求無法正常表達，正當合理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群眾越級上訪數量始終高位運行表明，一部分群眾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有效回應，社會矛盾在基層政府難以有效化解。

　　社會管理方式不夠靈活。

　　一是公民參與社會管理不夠。由于對政府自身定位不準，對社會組織的作用認識不足，對公民權利缺少應有的尊重，一些地方在社會管理中，仍然存在著簡單管理甚至粗暴管理的現象，社會管理主要采取單一行政干預手段，即政府憑借政權力量，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組織制定、頒布、運用政策和指令的方法，來實現國家對全社會的領導、組織和管理。很多時候，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程度仍然不高。

　　二是對傳統社會管理資源和手段利用不足。傳統社會中“皇權不下縣”，基層社會更多的是依靠宗族和鄉紳治理。鄉規民約、社會習俗對于規范人們的行為、調節社會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具有特定的功能。但是，在社會改造的激烈過程中，這方面的資源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利用，缺少柔性化的道德教化、溝通協調。

　　三是社會矛盾糾紛調處解決的手段單一。雖然在形式上，我國已經建立了從調解、仲裁、復議、訴訟到信訪、上訪等一整套的糾紛解決渠道，但是，還存在渠道不暢通、公正無保障、效力未確定的問題。很多時候，人們“信訪不信法”“信用不信理”。大量法院裁定后的案件又重新進入信訪渠道，最終由領導人批示甚至包案才能“息訴罷訪”“人走事了”。

　　社會管理法規不健全。

　　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的社會組織管理的基本法律，一些相關的條例和規范性文件，總體上數量少，層次不高，缺乏配套，有的可操作性不強，尤其缺乏問責與績效評估體系。對于如何規范大量的信訪行為，如何引導和利用社會輿論，如何引導和利用新興媒體，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如何有效保障公民的社會保障權益，等等，都缺乏相應的法律規定。

　　社會管理載體不夠明確。

　　隨著城市單位體制和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發達國家社會管理的經驗表明，“社會人”最終要變成“社區人”，社區是實施社會管理的基本單元和最重要載體。我國的社區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有限，城市居民對于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不強、對于社區事務的參與度不高；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民工基本上游離于社區之外，成為“漂泊的社會人”。

　　所有這些問題都說明，只有改變既有的管理模式，政府從大包大攬中抽身出來，充分發揮社會團體和公民自治的作用，才能真正實現“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公眾參與、社會協同”的社會管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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