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改革方法論

　　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解讀五花八門。其實，如果不了解改革的來路，就沒有衡量這次會議的坐標。所以，有必要認識一下中國式改革方法論。

　　從1978年算起，改革35年，其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充滿了走走停停，左閃右晃，聲東擊西。十一屆三中全會現在被賦予了越來越里程碑式的意義，雖然它實際上也當得起這個評價，但回到改革現場，就會發現，其實也不是說那個會議一開就靈，從此就走向了康莊大道。具體到一些方面，它比我們現在所理解的要保守一些。

　　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和《農村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其實“左”的色彩很濃厚，工作條例提出恢復責任制，但明確禁止“不許分田單干”，“不準包產到戶”。

　　但是實踐有自己的邏輯，只要開了“責任制”的大門，現實運作中必然導向事實上的分田單干和包產到戶。所以，上述兩個維護人民公社體制的文件，卻成為了打破人民公社體制、創立集體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發端。

　　農村要活，先要土地活。但是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無法突破，怎么辦？中國式改革智慧又發揮了作用——將土地產權分解成所有權、使用權。所有權歸集體，但是使用權卻給了農民，農村改革才走通了。

　　十多年后的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中共在寒風中枯立。中國國內掀起關于“姓資姓社”的第二次改革論爭。鄧小平一方面強調“四項基本原則”，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地位，另一方面，他說，有人說我們要收了，要向左轉了。請上海的同志考慮，做點什么事情，證明我們沒有收，沒有向左轉。于是有了浦東的開放。

　　回顧改革故事，可以發現中國改革并非單線前進，而更像“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一面高舉社會主義旗幟，在政治權力上不放松，一面在經濟上走向市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二元可能是這個模式的最大特征。吳敬璉先生說，中國過去的改革實行的漸進式雙軌制改革，一方面放權于市場，讓市場逐漸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仍然很大。其實不光計劃與市場，價格雙軌制是二元，城鄉是二元，特區與非特區是二元，對內與對外是二元，政左與經右是二元……

　　針對毛澤東時期形成的高度集權的一元化體制，二元式改革有其現實合理性，也體現出高超的改革智慧。一個硬化了的饅頭啃不動的時候，掰開兩半，化整為零，方好入口。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其高超之處或許正在于“一分為二”。從此，在舊體制下產生出一個嶄新的充滿活力的增量中國，以至于今天存量與增量之間的又形成新的二元結構，兩者間的互動、博弈左右著中國的未來。

　　但是二元并非終極目標，二元意味著分裂，分裂久了不管對人對國都不是什么好事。當前許多矛盾因這二元而起：異地高考的沖突、廣東增城事件、浙江織里事件都是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子沖突。

　　更糟糕的后果是造成權貴資本主義，從早期價格雙軌制下的“官倒”到劉志軍、劉鐵男這樣的巨蠹，是計劃與市場雙軌制的負面產品。其余的特權橫行、社會不公、道德滑坡等當前的社會病癥也無不與此二元制有關。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使市場壯大，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故未來中國改革的主題，應當是消除不恰當的二元安排，過渡到新的一元，使城鄉同權，使官民平等，使內外一致，使政經融合。由二而一，是新階段民眾的訴求，也是改革者勇氣和智慧的試金石。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一些方面正體現出這樣的跡象。比如第一次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十八大報道仍是“基礎性作用”），并具體提出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是對當下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同地同權呼吁的一種回應，或對破解城鄉二元體制起到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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