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離不開政府改革

　　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離不開政府改革

　　韓保江

　　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定位從“基礎性”變為“決定性”，不僅充分反映了我們黨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更預示著一場在黨的領導下旨在突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規范政府行為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新戰役將拉開序幕

　　兩字之差，卻意義重大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深刻認識基礎上提出的新論斷。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定位從“基礎性”變為“決定性”，雖兩字之差，卻意義重大。它不僅充分反映了我們黨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更預示著一場在黨的領導下旨在突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規范政府行為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新戰役將拉開序幕。

　　那么，十八屆三中全會為什么要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基礎性”提升到“決定性”，是單純為了有新意而為之嗎？顯然不是。因為現代經濟理論告訴我們，資源是稀缺的，要配置好各種社會資源，無論政府有多少智慧，計劃有多周密，都不可能比市場這臺“超級計算機”更高明。市場借助其發現價值的神奇功能，不僅能夠讓各類企業通過市場競爭實現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能夠讓各種資源按照市場價格信號反映的供求比例流向最有利的部門和地區。在這樣一個周而復始、反復試錯、自我均衡的社會選擇過程中，市場通過其內在的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競爭機制的作用，“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由此奠定“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進而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

　　必須過好政府轉變職能這一關

　　當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不清，政府越位、錯位、缺位問題突出，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最大障礙。雖然自1988年我們提出轉變政府職能以來，經過20多年的改革探索，政府職能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我國政府正在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轉變，由封閉政府向透明政府轉變，由管制政府向服務政府轉變。但由于體制轉軌的復雜性和改革的漸進性，政府職能始終沒轉到位，一方面，政府仍管了一些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的現象仍時有發生，行政許可事項仍然較多，存在宏觀管理“微觀化”、“以批代管”、“以罰代管”等問題。另一方面，有些該由政府管的事卻沒有管到位，特別是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還比較薄弱。比如，政企、政資不分，企業就不能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產權制度就不可能完全確立。政事不分、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不分，政府包攬過多的局面就難以打破，社會事業就不可能快速健康發展，社會組織難以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因此，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須過好政府轉變職能這一關。

　　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

　　要轉變政府職能，首先要科學合理界定政府職能，真正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全會對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確要求，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這就意味著，在宏觀調控和經濟調節方面，政府要進一步健全宏觀調控體系，重點搞好宏觀規劃、政策制定和指導協調，進一步退出微觀經濟領域，更多地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調節經濟活動；市場監管方面，政府要著力解決管理職能分割和監管力度不夠的問題，加大違法違規行為的經濟和社會成本，使違法違規行為的預期成本高于預期收益，形成自我約束機制；社會管理方面，政府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管理規則，豐富管理手段，創造有利于社會主體參與和競爭的環境，平等地保護各社會群體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正和社會秩序；公共服務方面，政府應隨著經濟的發展相應增加對公共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群眾文化、公用事業等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切實解決好城鄉和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低收入階層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農民工權益得不到切實保障等突出問題，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其次要合理劃分各級政府職責關系。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政府關系，根據責任與權力相統一、財權與事權相一致的原則，依法規范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經濟社會管理的職能和權限，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職責和分工，形成合理的政府層級體系。完善垂直管理體制，包括中央垂直管理部門和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門。在確保中央統一領導、政令暢通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強化地方政府的管理責任，防止出現“上面管到看不到、下面看到管不到”的現象。

　　不能一味以生產總值論英雄

　　第三要繼續推進政企、政資、政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要全面梳理各級政府管理的事務，堅決把那些政府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項轉移出去，還權于市場、分權于社會。除法律、行政法規有規定的外，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能夠自主解決的事項，凡是市場機制能夠自行調節的事項，凡是行業組織通過自律能夠解決的事項，政府都不應再管。改變政府直接管理和介入經濟活動的做法，從直接代替企業決定項目、招商引資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

　　第四要完善政府績效考核體系。這是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保障措施。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不能一味以生產總值排名比高低、論英雄。要建立以公共服務為取向的政府業績評價體系，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社會治安、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指標的權重，綜合考核干部政績。要嚴格政府財政預算管理，建立規范的公共支出制度，切實建設“三公”開支，降低行政成本，加快建設節約型政府建設。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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