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如何渡過深水區？

　　研究者在題為《習近平的治理策略能否成功？》的文章指出：中國的改革只有向法治、政治體制深化，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新一屆領導團隊能否帶領中國順利渡過改革深水區？他們又將以什么樣的政策方針來應對復雜的政治經濟局勢？

　　布魯斯金學會研究員李成與Ryan McElveen在美國《當代歷史》2013年9月號上發表題為《習近平的治理策略能否成功？》的文章指出：中國的改革只有向法治、政治體制深化，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兩位研究者認為，和以往的領導人所面臨的局面類似，對于目前的中國而言，經濟改革較之政治改革更容易著手。中國新一屆領導團隊延續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起源于鄧小平時代的治國思想，并實施更為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大力促進經濟發展。然而，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中國的中產階級，這一群體在目前的經濟局勢下持續壯大，其政治訴求也日漸強烈。研究者稱中國社會正處在“政治的十字路口”，如何滿足中產階級的需要并沖破改革的瓶頸，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李成與Ryan McElveen考察了中國新一屆領導團隊的從政經歷，并從中總結出：這些領導人多在中國最重要的省份主導過經濟改革與經濟建設，在推動市場開放、支持私有經濟、鼓勵外國投資及海外貿易、促進國內金融體系的自由化方面有著高度的共識。整體而言，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具有極高的經濟建設水平，并在經濟改革方面不遺余力。

　　而除了這幾位深諳“經邦濟世”之道的核心領導人之外，中國新一屆領導團隊還任命了一批同樣不尋常的部級干部——周小川、樓繼偉、劉鶴——他們是深化改革的“總技術官”（technocrats in charge）。央行行長周小川曾經主持國有銀行的商業借貸轉型，并推動資本市場的開放；財政部長樓繼偉自上世紀90年代起便參與稅制改革與債券市場的建立；發改委的劉鶴曾號召加強市場導向型經濟從而限制國企壟斷，并主張將出口導向型經濟轉為國內消費拉動型。可以看到，這三位已經走馬上任的“總技術官”將利用一系列手段，推動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開放與發展。他們的經濟主張折射出中國新一屆領導團隊的改革指導思想。

　　但經濟改革能否取得預期的效果，還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急劇的城市化進程、房產泡沫、可能由GDP下滑導致的銀行危機、大學生就業困難等現實問題，都對領導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夢”這一新興概念也需要中國政府與官方媒體明晰地闡釋，以便在民眾中充分發揮作用。經濟增長的減速、基尼系數的上升，也使社會穩定成為一大問題。

　　改革刻不容緩，但面臨瓶頸。困難存在于利益集團之間。龐大的國有企業依舊把持著中國社會最重要的資源，他們可以影響甚至左右政策的制定，中產階級則對此形成制衡，保證這一場對曾經壟斷一切的國有企業不利的經濟改革得以正常進行。盡管如此，中國政府還是處于國有企業與中產階級這兩大利益集團的夾縫之中。

　　但毫無疑問的是，隨著出口導向型經濟向消費導向型經濟轉變，中產階級將逐漸在經濟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他們對政局的影響也將逐漸加大。而現階段的大學畢業生大多出身于中產階級，因此大學生就業難這一問題實際上對中產階級造成了巨大影響，他們對新一屆政府的改革抱有巨大的期待及迫切的需求。如何滿足這一處于上升地位的社會階層的要求，是改革的重要命題之一。

　　在制度層面，兩位研究者提出了三條建議：首先是法治改革，其次是新聞自由，最后是推動黨內民主。兩位學者的研究顯然強調了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對政治改革的影響力，但需要指出的是，圍繞這一問題在學界存在廣泛的爭論。中產階級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新一階段的改革？這一話題依舊需要更多更為細致切實的討論。

　　（本專欄由“政見”團隊供稿）

　　（本版言論不代表本報觀點，僅供參考。文章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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