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申論熱點：榆林產婦跳樓自殺 誰之過

陜西榆林產婦跳樓自殺事件，引起了軒然大波，雙方各執一詞，事已至此，我們在痛惜兩條人命消失的同時，不得不反思患者、家屬、院方對是否采取手術措施持不同意見時，誰有更大決定權?如何才能不讓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

綜合分析：

這個事件之所以成為熱點，不單單是為了給這個事件一個公平性，同時也是為了讓我們更好的認識醫療規范問題。

最早版本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規定：醫療機構施行手術、特殊檢查或者特殊治療時，必須征得患者同意，并應當取得其家屬或者關系人同意并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時，應當取得家屬或者關系人同意并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又無家屬或者關系人在場，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況時，經治醫師應當提出醫療處置方案，在取得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被授權負責人員的批準后實施。

這個條例只是明確了患者的知情權以及其家屬或關系人的簽字權，并沒有賦予患者的簽字權。一般情況下家屬可能都會遵從患者意見，但是遇到家屬與患者意見相左時，醫生如果聽從家屬意見，必然違背患者意見;如果聽從患者意見，又要承擔很大的法律風險和責任。這就導致了患者因為意見得不到許可而情緒化發生極端行為。

2017年發布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也只是明確了醫療機構賦予患者知情權，只字不提簽字權。這就導致了執行矛盾的出現，患者意見很明確，但家屬或者醫生拒絕了，患者怎么辦，只能忍受嗎。當法律規定有悖于人情時，醫生或者家屬該如何取舍。但我想一個心智正常的人應該有權利決定自己干什么，而不是由別人決定。

患者的意見得不到充分尊重，又有一種人身權利被剝奪的感覺，她的情緒如何釋放。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呼吁相關部門能夠依據現實情況，賦予心智正常的患者簽字權。

提出對策：

醫學制度的完善和落實不僅需要醫患雙方在醫療行為中承擔起應有的責任，更應該在價值觀念中凝聚起更多“產房里的共識”。

不論是輿論在這起事件中關注的“產婦多次要求剖宮產但沒得到相關方積極回應”，由此引發的關于患者自決權的爭論;還是在醫學界熱議的剖宮產臨床指征，以及無痛分娩技術在中國發展的困境，這些討論背后都折射出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家屬、醫院乃至社會對產婦的真正尊重。這種尊重，不僅是尊重產婦在面臨分娩痛苦時的自我選擇，更應該是對“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這一人本精神的回歸。

逝者為大，在整個鬧得沸沸揚揚的事件當中，以及醫患矛盾本來就比較尖銳的情況下，我們處理和對待事情的方向應該永遠都是朝著“醫者仁心”、“懸壺濟世”的方向去努力，不要再讓這種一尸兩命的悲劇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