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三中全會，繪制改革新藍圖

　　新一波改革亮點在哪？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三中全會提出最重要的口號是“法治中國”，這個概念并不局限在傳統對法律司法體系的理解，而是對國家治理模式的理解。這一理解會帶動中國政治體制建設的根本轉型，即如何在法律框架下重新擬定黨和國家的關系。中國未來會架構新的憲政模式，在我理解就是黨國憲政體制模式。中國會慢慢從“法治中國”這個入手點奠定未來新的憲政秩序和模式，這是三中全會改革最大的亮點。

　　汪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決定》有兩個重心，一是國家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二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決定》可以說事無巨細，比政府工作報告還要全面廣泛，受到的重視也更大。這反映了當代世界一些政黨和國家關系發生變化，即政黨國家化。《決定》涉及如此廣泛的內容，除了黨的體制，“兩會”對此起什么作用？人大有沒有相應的審議過程？黨如何通過政治協商程序征求意見？這個模式還需探索。中國政治改革的框架會在這個方向上有一個變遷。

　　蕭功秦(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第二波改革的基本目標，是從以國家為本位的半現代國家，向以社會為本位的現代國家轉型，是從“強國家-弱社會”逐漸變成國家與社會均衡的結構。公報提出把市場經濟作為決定性力量，表達了中國想通過新一波改革來克服第一階段改革所面對的矛盾，使國家進入更具有現代治理水平的體制。鄧小平的改革可看作鐵腕改革，是新權威主義的1.0版本。現階段的改革目標，是從“半開放的官僚市場經濟”向全面開放的成熟市場經濟的方向轉變，最終實現“小政府大社會”，這可理解為新權威主義的2.0版本。這兩個版本都是為了避免傳統集權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容易陷入的政治參與井噴和連鎖效應，都是為在政治穩定條件下，通過大幅改革實現向民主體制的軟著陸。

　　楊雪冬(中央編譯局研究員)：中國政治正在向常態化回歸。原來改革是黨推動老百姓，但現在是社會推動著黨和國家。決策者認為這是倒逼機制，我覺得是回到正常的機制。每個人都像《決定》起草者一樣發出聲音，說明社會在成熟，有力量把智慧傳達給決策體系，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更均衡。《決定》表述的意識形態色彩也越來越淡。習近平用直白的長篇報告講述《決定》的起草過程，可能也是黨歷史上第一次，說明這個國家、政黨努力適應社會的發展。這一代領導人的成長和國家的成長，特別是改革開放的進程是同步的，所以他們更有這種勇氣膽量說出更直接的話。

　　王占陽(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近年對中國特色越來越解釋為與世界不一樣，而鄧小平說的中國特色是跟蘇聯不一樣，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主要實踐方式是改革開放。這次三中全會明確中國特色最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強調現代性和世界一般規律，這是向本來的“中國特色”的回歸。三中全會重新界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明確了按照市場經濟一般規律能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帶來財富的噴涌和社會的平等、民主、法治，帶來真正的社會主義。這次報告把政治體制改革內容分散到其他部分，未全部集中論述。把它們集中起來看，則是一個新權威主義的政改方案，也是必要的補課。

　　是集權，還是分權？

　　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長)：我理解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就是“有能力的有限政府”。第一，權力有邊界，經濟體制改革很多方面就是壓縮政府權力邊界。第二，權力受制約。有邊界的權力若不受約束也很可怕。印度、墨西哥等國政府權力有邊界、受約束，但其國家行為能力弱，因此國家還要有能力。成立超部門利益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負責任、有能力的象征。為何用權威的辦法解決分權的問題？西方是通過經濟社會組織的成長演變為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建設路徑則相反，經濟和社會組織癱瘓了，通過戰爭制造國家集權，國家建設過程中必須要分權，誰來分？無疑得有權威的中央政府。一個超級權威的機構建立有限權力，不是悖論，是多國的歷史經驗。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其實很多方面我們已比西方更市場化，區別在于我們限制市場化的機制和他們不同。他們限制市場機制的是福利國家、強勢工會、NPO(非營利組織)治理、公眾環保干預，我們則主要是國家壟斷、官僚特權、市場中的“權家通贏”。中國未來走向與其說取決于市場化成分還有多大擴張，不如說更取決于“非市場”的一塊怎么改。中國要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發展，就要走出“封建市場經濟”陰影，多一點以社會平等、公共福利、民眾的公共利益干預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市場化要進一步推進，也只能通過制約權力使政府退出市場，而不是政府推卸責任把百姓拋向市場，或者說不能用擴大政府權力來擠壓市場，而要用增加政府責任來補充市場。

　　不管是分權還是集權，權力都應是可制約的。如果分權但權力不制約，那就變成諸侯林立;如果集權但權力不制約，就變成秦始皇體制，二者都是我們不希望的。無論聯邦制還是單一制國家，制約權力這個方向應該是普適性的。

　　華贊(美國未來趨勢國際集團董事長)：中國融入世界是宏觀大趨勢，是重新格式化人類命運的。中國融入世界團體，內部和外部的要求會迫使其機制越來越透明、公正、公平，參與性、包容性強，政府干涉越來越少。但有限政府不是只減少政府影響力，而是不該管的少管，該管的多管。現在環保管得太少，應管得更多。中國的思想精神、民族和國家的靈魂凝聚力是意識形態，也要管得更多，且提供導向性引導，使民族素質和中國軟實力大大提升。

　　王占陽：解決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既是經濟體制改革也是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是全能政府進一步要變為有限政府，包括向市場、社會組織放權、事業單位“去行政化”等等。地方官員一般不愿放權，而把權力緊緊抓在手里，沒有的權力他還要抓過來，怎么能放權呢？只有集權才能迫使下面的干部放權。這次改革實際是要以集權推進分權。設立一個小組、一個委員會，還有三個垂直系統，這是高度集權。但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提出要分成中央事權、中央與地方共同事權和地方事權三種權力，然后相應配套財稅權限、責任。

　　楊雪冬：沒有一個國家是單純集權或單純分權，都是雙向進行。從中國的歷史來說，某些時間需集權，某些時間需分權，但不能走極端，必須相對均衡。過去30多年改革，社會和個人自由空間相對擴大，在此基礎上實現更多的集中，可能對中國發展更有好處。

　　中國改革會走向何方？

　　楊光斌：《決定》是一個政治改革大清單。一般人認為是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但事實上它是政治改革。政治不光是政黨、政府問題，說到底是技術、經濟、社會體制帶來的變化，比如開放互聯網對中國政治生態革命性的改變，這就是政治。經濟、行政和社會體制改革的結果都表現為政治生態的變化。政治就是關于資源的權威性分配。《決定》是重大利益的重組，是政治改革問題。

　　蕭功秦：最近“左”和“右”兩種極端主義思潮重新崛起，想通過“新文革”或“茉莉花革命”的方式改變中國政治秩序。但隨著三中全會的新方針和“改革60條”推行，“左”和“右”的兩種極端思潮將被邊緣化，極“左”、極“右”思潮將向“中道理性”靠攏，中間派社會共識將可能成為社會主導力量。“中道理性”和“中道共識”的發展是中國特色民主體制形成的重要先決條件。

　　華贊：中國進入世界舞臺將扮演什么角色？最理想的是中國從內轉向外，從引進者、模仿者、學習者變成貢獻者、領導者甚至價值觀的引導者。中國很多的文化理念和歷史以及價值觀會去影響世界，而不只是被世界所影響。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崛起是和平的，不但對世界沒有危害，而且通過價值觀、信仰、思想和精神引導世界，做出貢獻。

　　強世功：理解中國體制不能只看1982年憲法，一定要把中國共產黨的黨章納入到憲政體制理解。最近中央提出黨內法規的五年規劃，在黨的運作方面完全法治化。法治中國不僅要看政府，還要看黨。黨和政府在新的憲政框架下，在黨章和憲法的互動機制里，將產生新的政治理論思潮、法學思潮。

　　汪暉：中國改革是當代世界提出的挑戰，遠比學者解釋的更廣闊深刻。要找到新的概念和范疇描述這些新挑戰。如果沒有對這些新現象的把握，就會受語言的誤導走到別的方向，沒有抓住今天的問題到底哪些是新的、哪些是舊的。▲(本文整理自環球時報2014年會“中國改革勁，亞太變數多”第一議題“聚焦十八屆三中全會：繪制改革新藍圖”的發言討論，該議題由楊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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